图片 1梁怡珺体认音乐无国界,拉琴就是透过小提琴的乐声说故事。(加拿大《世界日报》/葛健生
摄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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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网(微博)11月1日电
据加拿大《世界日报》报道,自五岁起,梁怡珺大学前的生活,尽在拉琴、比赛、得奖中不断循环,当时觉得拉小提琴“没什么感觉”、“很苦”;而今在大多伦多地区教学多年的梁怡珺,认为计算机科技永远无法取代艺术家的表演,因为音乐感觉很重要,拉小提琴要融入情感,透过音乐说话、说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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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幼练琴便是中国国家出资培训,始终表演机会不断,也不断得奖的梁怡珺回忆,幼时在上海的二层楼住房勤奋练琴,边练边探头望着楼下同龄儿童玩耍嬉戏,既羡慕又嫉妒,但当时生活的重心就是专心拉琴,拉琴就是为比赛,比赛就是为得奖。

   
2016年4月18日,我又买了一把小提琴。此时,1972年购买的那把琴还完好健在,二者相聚44年。不同的是,那是一把二手货,这是一把新生儿;相同的是,它们都花费了我一个月的工资。其实,这些都是表面的!根本的内在差别,是一种潜在而又明朗、隐匿而又鲜亮、飘忽而又稳定的、难于言表的铁建情怀!

梁怡珺忆及五岁那年在上海的幼儿园,老师要求每人唱首歌、两手拍节奏、再检视手掌的小指长度,要超过无名指的第一指节,于是她被老师认为音准、有节奏感、手指长度适合,便与来自其它班级的幼儿,共同组成十人的小提琴班,自此与小提琴结缘20余年。

细细算起来,我自从1977年考上大学到现在整整40年没有拉琴了(只在大学期间为同学参加文艺汇演的舞蹈“一朵格桑花《毛主席派来的好门巴》)”伴奏过一次)。不拉琴的原因只有一个,起先是担心耽误学业,后来是唯恐影响事业。自从大学毕业,先是当临床医生,日夜抢救病人;后来搞科研和教学,忙得焦头烂额。而音乐,以及它的依托(乐器),对其爱好者来说,都是有瘾的,都是一旦陷入,就不可自拔的!为了割舍那割舍不断的“琴”怀,40年来我一直都把那琴的G弦拆掉,使它成为“残疾”了。

高中时期通过表演甄试,梁怡珺于是前往澳洲,与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的学生共同组成交响乐团,在荷兰籍指挥指导下排练两周后于当地大剧院公演。这样的第一次,让梁怡珺打开国际视野。

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说文解字》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里,对“魂”的解释均为①灵魂(附在人体上主宰人、又可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实体);②精神或情绪。那么,我这算不算一种“音乐魂”呢?

高二考进澳洲悉尼音乐学院,虽因故未能前往,但就读上海音乐学院两年后,梁怡珺最终仍申请来到加拿大“安省最大小提琴基地”的咸美顿(Hamilton),就读麦克马斯特大学(McMaster
University)并师从艾贝克(Lance
Elbeck),才刚毕业,梁怡珺便被老师推荐至极负盛名、具百余年历史的咸美顿艺术学院(Hamilton
Conservatory for Arts)教授小提琴至今。

1973年我右腕骨折后,半年多时间不能拉琴;之后被众多的政治运动和活动绑架,身不由己,以至于练琴时断时续;尤其是两次“上山下乡”失去了连续的一年多时间,更是损失深重!

最初抵达加国就读大学,即使当时语言未尽流利,但梁怡珺却发现音乐无国界,她的琴艺受到老师及周边人士的称许,不仅让她快速建立自信,也间接为未来教学工作铺路。

其实在我骨折之前,也不是一个勤奋、用功的练琴手;在我们八连小乐队里,赵自经、胡祥华、康玉平、周喜林、范贵生都比我练得好!因为我尽管那样钟情于音乐、热爱那小提琴,但这些毕竟是“副业”,在当时我的生活计划里,完全没有将它列入主流内容!例如在1973年度的个人学习计划中,“文艺”仅仅排在“哲学、政治、文学、技术、数学、物理”之后的第7位,具体内容是“掌握基本乐理知识,学会记录和使用五线谱,学会小提琴的基本演奏法、指法和弓法”。排在“文艺”后面的还有“体育、历史、书法、医学、社会科学知识、一切人类知识(现在看来多么幼稚可笑!)”

梁怡珺认为,近年来家长有愈加重视音乐的趋势。她说,本地学琴年龄层降低,有学生四岁即开始学习小提琴,而学生家长的主要动机,在训练孩子眼、耳、手、脑的协调,目的在开发智力并让孩子从音乐中找到快乐。

   

能用心去感受音乐是一种财富、懂得欣赏音乐也是一种幸福,梁怡珺体认音乐无国界,她相信“人不是机器”,因此拉琴时要用情感,透过音乐,让小提琴的乐声说话、说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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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怡珺说,就像每周开车赴咸美顿的教学途中,边听着威尔第“四季”(Vivaldi’s
Four
Seasons)秋的篇章,看着沿途因季节变化而转红的枫叶景致,就能感觉到音乐正叙说着秋色的动人篇章。(记者:葛健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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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那一年,为了学哲学,我借来我们二排老排长郭惠民保存的、由艾思奇主编的文革前大学教材《辩证唯物主义.历史唯物主义》,把20多万字抄了一遍(因为买不到书);此前还拜重机中学语文教师、书法家王安盛(笔名“石生”)老师为师学习书法,每月都要交作业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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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时候我并没有预见到什么时候会恢复高考,但我在不断的“运动”和“被欺骗”中逐渐悟出了人生的应该追求和必须追求!我预感到社会必然会变革或革命,并且确信我应该好好学习!所以实际上从1973年起,就偷偷地从老排长郭惠民和我们单位“臭老九”万式栋工程师那里不断地“偷偷地”借来数、理、化课本(许多都是五十年代翻译苏联的教材),每天晚上关起门来抄录和苦读,最终在1977年10月21日中央宣布恢复高考的决定45天后,即1977年12月5日我25周岁生日那天参加了文革以后首次全国高考,并进入5%的录取行列,离开重机厂,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活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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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么,所有这沧桑往事和年岁变更,与再买一把新的小提琴有什么关系呢?再买一把看似完全没有必要的小提琴,又与铁建有什么关系呢?

(未完待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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